厦门网讯 （文/图 厦门日报记者 邬秀君 林路然 卫琳）9月3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克服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现居厦门的抗战老兵王湘生、马作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当年亲身经历的那段浴血奋战抗击外敌入侵的历史。而祖籍厦门的华人科学家林可胜当年投笔从戎、领导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舍生忘死救国的图片视频展今起也在厦门举办。
【老兵王湘生：十三岁参军枪一响忘记害怕】
王湘生佩戴勋章精神矍铄。
名片
王湘生，曾任福建省守备四师政委。1926年2月出生，1939年6月入伍，1983年12月离休。王湘生离休后一直关心厦门市下一代工作，被厦门市关工委聘为常务副主任、顾问，现居厦门。
我那时只想拿枪上前线，一点不想做文职工作。第一次作战打伏击，一动不动等了12个小时。战斗前，其实挺害怕的，后来枪一响，什么都忘了，只想着瞄准敌人，多杀几个鬼子。
——王湘生
尽管已经94岁高龄，满头白发的王湘生，思维依然清晰，表达依旧流畅。近日，他受厦门实验小学邀请，在新学年开学仪式上，给孩子们分享战争年代的故事，赢得孩子们阵阵掌声。
祖籍山东莱州，出生于1926年的王湘生，13岁便入了伍，成为一名娃娃兵。因此，他不平凡的少年时代，自然能引起年龄相若的孩子们的共鸣。昨日，记者专门采访王湘生，听他讲述抗日战争年代的难忘经历。
走50多公里去参军不想“从文”只想上前线
提到当年参军的经历，王湘生记忆犹新。他说，自己是贫下中农出身，当时家中只有一亩半地和两间茅草房。“1938年前后，从县城到村里都在宣传抗日救国，村里很多年轻人加入了八路军，大我两岁的哥哥也在1938年入了伍。”王湘生说，自己在学校是儿童团长，也是积极分子，经常去其他村宣传抗日，决定入伍是迟早的事。
1939年，年仅13岁、还是五年级学生的王湘生经一位八路军同志介绍，打算去距离家乡50多公里的莱阳北坡村参军。“当时，我就一路往北坡村走，走走歇歇两天才到达目的地。”王湘生回忆道，一路就跟老乡讨饭吃，跟他们说自己要去加入八路军，请他们给个落脚地休息，给口饭吃。老乡也心疼他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给了他很好的照顾。就这样，一个13岁的孩子一个人走到了目的地。
然而，介绍人看王湘生年龄小，给他介绍的是八路军办的抗日军政学校。王湘生交上介绍信，领导看他年龄小，就留他在机关当勤务兵。“我那时只想拿枪上前线，一点不想做文职工作。”王湘生笑着说。但是上级安排的工作还是要做，就这样他坚持了半年。后来，总想拿枪的王湘生“心生一计”，向上级申请去哥哥所在的胶东区党委警卫营，可是去了后，领导看他年龄小，又让他学医。
王湘生说，就这样在机关做了两年文职工作后，终于在1941年，王湘生和其他娃娃兵战友们一起被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教导营第四连，他们面对的将是和日军实打实的作战。
抗战最艰难时生吃野草大衣当被
王湘生说，自己第一次拿起枪抗击日军，是在青岛海阳县玉山寨的一次伏击任务。当时经过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后，日军开始对敌后区扫荡。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王湘生所在的部队昼伏夜出，后来得知日军要经过玉山寨，便打算在这里打一场伏击。
“当时我们所在的四连被安排埋伏在玉山寨一个峡谷的菜地旁。”王湘生回忆道，“另外四个连的战士都是老战士，他们作为主力攻击，我们配合打伏击。为了等鬼子，我们从夜里12点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12点，一动不动，小便只能尿到裤子里。后来，终于等来了鬼子。”
说到自己第一次作战，王湘生说，战斗前，其实挺害怕的，后来枪一响，什么都忘了，“只想着瞄准敌人，多杀几个鬼子”。
当然，险情是少不了的。让王湘生记忆最深的一次，是1941年在海阳县盘石店与日军的遭遇。“当时我们从南往北移动，而日军正好从北往南扫荡。”王湘生回忆说，当时我们已经发现了日军，本来想向西绕道进入山区再向北进发，没想后来还是被他们发现了。于是，双方在一个梯田展开了激战。当时，双方互有伤亡，在撤退的过程中，一名战友就在王湘生边上，被流弹打中，倒在了那里。
抗战年代，条件异常艰苦。王湘生说，那时是缺衣少食的，能有玉米饼子、野菜饼子吃就不错了。因为缺吃的，十六七岁的他得了胃病，没有药，医生只能给他一些苏打粉当药吃。最艰难时，他们躲在山上，只能生吃野草喝泉水。当然，衣服也不多，就一件军大衣，冬天时既当衣服又当被子。因为长时间行军不换洗，衣服都长了虱子，夜里被虱子咬得睡不着。“抗战时就这么艰苦，好在熬过来了。”王湘生笑着说。
【老兵马作金：当年子弹金贵我们苦练拼刺刀】
马作金拿出自己和战友的老照片，讲述抗日往事。
名片
马作金，1930年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石良镇下河头村，14岁参军，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退伍前在原三十一军九三师二七七团一营任副连长，现居厦门。
现在国家富强了，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但大家不能忘了过去，只有铭记那段血泪史、抗争史，才能更加珍惜今天，为明天奋斗。
——马作金
马作金发丝全白，但只要提起当年的抗日往事，他的老兵之魂就再次被唤起，神采飞扬，声音洪亮。无论是14岁离家当兵，还是在战场杀敌，对马作金而言，这些记忆刻骨铭心，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回想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和英勇牺牲的哥哥，马作金前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难当头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发生在每个老百姓身上的切肤之痛。当我们铭记历史，认清来路，才会更加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
入伍:见不得日本兵烧杀抢掠他14岁参军
“当时我们吃野菜充饥，冬天没有厚衣服穿，还要小心日本兵。”马作金回忆，那时的苦不只是吃不饱穿不暖，还有提心吊胆、随时没命的恐惧。日本兵包围了马作金山东老家村庄的三面，在他的家门口就能看到日本兵的炮楼。日本兵时不时扫荡村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有一回，一对逃难到他们那里的母子说，其所在村庄的一千多人都惨死在日本兵的枪下，母子俩没被击中，才躲过一劫。
1944年，年仅14岁的马作金因为见不得日本兵烧杀抢掠，在一位同村大哥的鼓舞下，想加入八路军。为避免被日本兵发现，两人趁天黑偷偷出走。“我们只知道八路军营地大概在山附近，就朝着山一直走。”马作金回忆，直到隔天下午，他们才走到八路军的岗哨。“你几岁？”“15！”马作金虚报了一岁，没想到哨兵还是嫌他年龄小，层层报告到营里。马作金担心领导不同意，便说自己无家可归，部队这才答应留下他。“我是使出软磨硬泡的功夫才当上兵。”马作金笑着说。
战斗:子弹金贵他危急关头才开枪
“今天当兵，明天就上战场，每次战斗都相当于搏命，尤其是在装备紧张的情况下。”马作金说。
“当时子弹少，金贵，我们都不舍得轻易用。”马作金说，有一次战斗，班长和日本兵扭打在一起，一旁的战友发现后，甚至都不敢动用那枚宝贵的子弹，硬是将日本兵头上的钢盔扯下来，再将日本兵打死。
为了提高作战水平，保护自己，马作金常用稻草人苦练拼刺刀的本领。马作金清楚记得，有一次在和日本兵拼刺刀时，他不得已用了一发子弹。当时，敌人的刺刀就要刺下，他按动扳机，救了自己一命。原来，他事先将枪藏在刺刀下，千钧一发时才开枪。
追忆:七兄弟三人当兵日本兵拿刺刀来抄家
马作金前些年回山东老家探亲时，在老房子的外墙上发现当年日本兵拿刺刀扫荡的孔洞。“日本兵听说我家有人参加了八路军，拿着刺刀就来抄家。”马作金说，为了抗日，他家7兄弟中最年长的3人都去当了兵，其中，大哥牺牲在东北战场上。而外婆外公听说一个连160多人只活下来30多人，以为马作金也牺牲了，伤心极了，在他当兵两年后相继去世。
“连长牺牲在壕沟里，两个战士不忍心将他舍弃在敌人那儿，就将他带到隐蔽处安置。”“我受伤了，是战友们用担架把我抬到卫生院医治”……马作金说，尽管抗战胜利已很多年，但那些战场上惨痛的场景仍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战争在每个亲历者身上都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痕。
【祖籍厦门的华人科学家林可胜：组建战时训练所培训两万医务人员】
▲林可胜晚年潜心投入痛觉生理学与药理学的研究，再次活跃于国际生理学界。1955年，林可胜正式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69年病故于牙买加。 (出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
一场名为“烽火仁心——林可胜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展览，今日起在华侨博物院展出。这位祖籍厦门的华人科学家，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投笔从戎，领导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舍生忘死投身救国事业。透过老照片和视频，这段中华儿女爱国救亡、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故事生动再现。
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人员参与建造为空袭受害者搭建的临时避难所，戴白色救护帽者为林可胜。(出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
临危受命回国抗战 提出组建流动医疗队尽可能推进到前线
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档案里，林可胜籍贯为“福建吾惯”。“吾惯”又称为“五贯”“鳌冠”等，今属厦门海沧区。
林可胜是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之子。虽然出生于新加坡，自幼受教育于英国，但在他“西化”的表面下，却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和强烈的民族意识。
1924年，林可胜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获得生理学、科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成为北平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教授。他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又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为我国现代生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潜心治学的同时，林可胜时刻关注局势变化和中华民族安危。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卫生署长刘瑞恒倡议实行战时三合一政策，将卫生署、军医署、红十字会三股力量结合起来，提升战地救护效率。拥有海外背景、具备良好医学素养和出色组织能力、具有较高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林可胜，成为领导这支队伍的不二人选。
正在英国度假的林可胜接到电召后，立即赶回，临危受命。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总会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林可胜出任总干事兼总队长。他提出组建流动医疗队，将救护队员分成若干救护队，尽可能推进到前线，确保救护及时高效。
从1937年至1942年，救护总队共发展150支救护队、3420名队员，遍布全国主要战区，为抗战取得全面胜利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培养军医救护防疫 救护总队救治军民超过2200万人次
救护总队成立之初，战时医务人员的缺口成为制约队伍发展和救援的重要因素。
1939年2月，救护总队迁址贵阳图云关，林可胜领导救护总队人员，在此建设了抗战时期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战时医疗救护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
他组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责成专家编写战时教学规程，配合救护需要开设各类课程，培训了2万余名各级各类医务人员。经过培训的战时医务人员从这里奔赴各战区，成为抗战时期抢救伤员的中坚力量。在1938年至1945年间，救护总队救治军民超过2200万人次。
抗战爆发后，传染病的流行愈加严重，许多伤兵死于疾病。林可胜坚持救护与防疫并重，1940年夏，他率队深入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行走70多天，回贵阳后马上拟定预防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计划，推广到各战区。他领导开展的灭虱站、新式厕所、饮水消毒、预防注射、卫生宣传教育等多项工作，有效预防了传染病发生。
在物资匮乏、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林可胜积极争取国际援助。1938年，晋江籍旅美华侨许肇堆等人倡议成立了美国医药助华会，林可胜通过许肇堆为救护总队募集到大量的药械、物资、资金，推动图云关总部建成疫苗工厂，实现自产伤寒、破伤风等疫苗，在国际援华物资通道被日军切断的困境下，保障了军民卫生防疫需求；建设中国血库，实现采血和输血功能，极大降低了抗战将士死亡率。
争取捐助感召英才 白求恩、柯棣华经由他派赴边区服务
林可胜秉持人道主义，坚持国共联合抗日的主张，对所有抗战军队一视同仁，在救治官兵的同时不忘兼济四方百姓，他的博爱胸襟和救护理念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反响和支持，许多海外进步团体、个人以及爱国华侨慷慨资助。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国考察，对林可胜的工作极其赞许。返回新加坡后，陈嘉庚即刻以南侨总会名义汇款21万元，并筹谋其余捐助事宜。
1938年至1942年，林可胜以其声望吁请国际援助，共募款6600万美元，而当时国民政府一年向美国贷款不过1500万美元。
他的人格魅力和爱国情怀，感召了一大批中国医学界精英，共同为战地救护和中国近现代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其中包括我国著名内科学家、厦门籍医生周寿恺，奋勇追随林可胜，担任救护总队部内科指导员、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内科主任。国际援华医生白求恩、柯棣华等也都经由林可胜派赴边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