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在厦大幼儿园，我与《小城春秋》的连环画不期而遇，第一印象是打仗打得不够激烈，不是很吸引我们这些小小男子汉。就在草草翻看准备弃之不阅的时候，一个熟悉的画面跳入眼帘——厦门南普陀放生池的场景，这发现顿时让我哥伦布一般，骄傲得不得了，在小伙伴中奔走相告：“我们的南普陀上小人书了！”就这样，我开始了与《小城春秋》激情的“初恋”。
    我小学读的是厦门市东沃小学，在校生半数以上都是厦大子女，小小年纪读大书写长文的风气极盛！从“放生池”畔走进故事，我读的第一本大书自然是《小城春秋》莫属。在书中的众生像中给我印象最深是吴七。儿时我家保姆的丈夫是渔民，住在厦港海边的旧屋，左邻右舍不是渔家，就是码头搬运工，他们古铜的肤色，壮实的身子骨，还有豪爽的性子，都有吴七的影子。吴七这个人物对我们一代厦门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吴七让我印象颇深，一方面可能是老师不停地唠叨要我们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而产生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地下党的人物形象在《青春之歌》和其他一些作品中似曾相识，而吴七是《小城春秋》独家坐拥的，如同它关于厦门岛城风情的浓墨重彩：沙坡尾、鼓浪屿、中山医院、渔民小学、南普陀放生池……
    我中学读不到一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小城春秋》居然成了“禁书”。你越禁我就越看。当时批判《小城春秋》是“大毒草”，其中“最毒”的莫过于爱情的描写了，小说中剑平和秀苇一同雨中漫步，“剑平觉得不能再靠紧，除非揽着他的肩膀走，可这怎么行呢？……”这样的描写我至今仍倒背如流，可当时每每读之，手指都兴奋得微微发抖。作者的温情其实与革命的激情是同样地丰沛，爱与信念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在沙漠与荒原中抑郁独行时，《小城春秋》的细雨给了干涸的心灵以何等的滋润！
    大概是在1967年初，有一件与《小城春秋》作者有关的往事让我刻骨铭心：当时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厦大建南礼堂举行文艺批判会，大会中有人突然跳上台，异常激动的大叫大喊，“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的战友们，在我们厦门薛岭有这样一座坟墓，上面刻着‘这里安息着《小城春秋》作者高云览’，这是我们厦门革命群众的耻辱啊！”于是全场激昂的口号声声，“狠批大毒草《小城春秋》”……
    大概在1980年，就在当年狂呼“狠批大毒草《小城春秋》”的建南大礼堂，上演了根据《小城春秋》改编的同名电影的“毛片”。因为有部分厦大学生义务充当了群众演员，摄制组就放映还未剪辑的“毛片”让厦大师生先睹为快。记得有这样一个镜头，反面人物赵雄被游击队击毙，他仰身躺在海水里，过了一会儿，竟猛地从海水中站了起来直喘气，全场观众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