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陈嘉庚纪念馆听工作人员讲述南侨机工历史。

　　■晚年的翁家贵夫妇。 资料图

　　■滇缅公路是中国抗战时期的“输血管”和“生命线”。资料图

　　■记者抚摩翁家贵后人捐赠的行军床。

　　■扫描二维码，听记者讲述翁家贵等南侨机工的烽火岁月。

　　厦门网讯（厦门晚报文/记者 陈进容 图/记者 陈嘉新）有些挂念，可以通过一张机票缓解；有些挂念，可以通过一封书信表达；有些挂念，只能走进展馆抚摸旧物，百感交集。本期“我很挂念你”系列报道的主人翁就姓翁。大约9年前，记者第一次见到翁家贵老人时，他已经101岁了。80多年前，包括他在内的3200多名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在滇缅公路上冒死运输抗战物资。2015年9月，也就是接受记者采访后两个月，翁家贵与世长辞。

　　烽火岁月 抗战时期的“输血管”和“生命线”

　　作家萧乾说过:“中国有千百条公路，数不清的桥梁，然而没有哪一条像滇缅公路，也没有一座像惠通桥那样可以载入史册。”

　　滇缅公路是中国抗战时期的“输血管”和“生命线”。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迅速占领了京津地区和华中、华东、华南地区。以陈嘉庚为首的爱国华侨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的药品、棉纱、钢材、汽车等物资。然而，那时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包括政府用珍贵外汇采购的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也无法进入国内，中国急需一条安全的国际运输通道抢运战略物资。根据我当年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的资料， 1937年底，当时的国民政府征集20多万劳工在崇山峻岭间修建滇缅公路，1938年8月底，这条路开通，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唯一战略物资运输通道。

　　有了路，却缺乏司机和机修师傅，陈嘉庚等华侨又分批在南洋先后招募了3200多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半年间募应三千人多有弃优职妻子热血赴义者”，他们中，有放弃汽车公司副总工程师的高薪，告别妻儿，率十几个同伴，携全套修理器具报名回国的新加坡华侨王文松；有生于印度尼西亚，卖掉自家小汽车自费回国的青年陈寿全；还有身为家中独子的新加坡华侨吴钟标，他为了回国支援抗战，临时租车学会驾驶，改名吴惠民，才瞒过家人报名回国……

　　寻常巷陌 101岁老人回想“海面上的帽子”

　　1939年，吉隆坡闹市街头穿梭的出租车里，有一位25岁的司机，他叫翁家贵；70多年后，云南保山寻常巷陌的一户人家中，有一位101岁的老人，他就是翁家贵。

　　2015年7月，我作为厦门晚报特派记者赶赴云南保山市，在寻常巷陌里敲开翁家贵的家门时，他已经101岁了。那一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厦门市委宣传部、厦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厦门主要媒体记者重走滇缅公路，走访健在的南侨机工，探寻当年那段抗战历史。

　　翁家贵的祖辈是福建莆田人，后来迁移到海南。1939年，25岁的翁家贵离开父母，一个人到吉隆坡开出租车。他和另外几百名侨胞响应陈嘉庚的号召回到中国支援抗战，当时已经是第五批的南侨机工了。他回忆说：“我是1939年回国的，当时我们坐船要离开码头时，岸上送行的人山人海，很多人很激动，把帽子往空中一扔，很多帽子掉到海里。” 他跟我提到当年一段趣事：有一次在滇缅公路运送士兵，半路上休息时，有个士兵把枪递给他，让他打一枪试试。他说：“我拿枪一打，重重的后坐力一下让我坐地上了。人家就笑我说‘你打枪都不会，怎么打日本人？’我说，我们是开车的，方向盘就是我们的武器。”

　　3200多名南侨机工奋战在滇缅公路，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对这批人员的衣食却一度无法保障，以至入冬“苦寒无衣”。在云南省档案局，记者查阅到一份1939年的“陈嘉庚关注机工寒衣电抄”， 这封电文引起当时国民政府的重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1939年11月8日为“陈嘉庚机工寒衣电”专门发电报给宋子良，要求云南方面予以重视办理。

　　2015年8月15日，厦门晚报整版刊登了我采写的报道《一封陈嘉庚“寒衣电” 让宋美龄坐不住》，钩沉这段抗战往事——当年南侨机工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恶劣的环境和疫病，永远倒在滇缅公路上。他们运送抗战壮士及近50万吨国际援华物资，对中国的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报道在社会引发了广泛关注，许多门户网站全文转载了这篇报道。

　　睹物思人 在厦门找到翁家贵当年使用的行军床

　　2015年9月，也就是我采访翁家贵之后的两个月，这位101岁的老人就与世长辞了。到2022年10月29日，全球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在重庆去世，享年96岁。

　　离开云南多年，我还经常翻阅当年走访滇缅公路的照片，翻看在翁家贵家中采访的资料。虽然永远不可能再见，但我一直挂念他，尤其是每年到了抗战胜利纪念日，我的眼前又会脑补出当年翁家贵冒着生命危险在崇山峻岭间开车的情景。

　　今年的4月19日，得知陈嘉庚纪念馆中收藏有翁家贵后人捐赠的“行军床”，我和同事一行欣然前往。工作人员黄海东带着我们来到“行军床”所在的展区，看着墙上的壁画，栩栩如生再现当年华侨在南洋各地应征加入归国支援抗战的队伍，我浮想联翩、百感交集。黄海东指着行军床跟我说：“这张行军床，就是当年翁家贵在滇缅公路上运送士兵和战略物资时，中途短暂休息用的，他的家人捐献这张行军床到厦门时说，即使到了晚年岁月静好的日子，翁家贵老人仍然时不时在这张床上躺一躺。”

　　抚摩着行军床上的铆钉，我想，翁家贵老人晚年与伴随自己度过那段烽火岁月的行军床再次亲密接触，也许是想通过这种形式，穿越时空，怀念当年与自己并肩作战的伙伴，告慰当年出生入死的青葱岁月。

　　记者手记

　　家国情怀

　　尽管过去将近9年，我不时会翻阅当年采访日记，上面写着一段翁家贵说的话，当时我听他说，在吉隆坡开出租车的时候，挣得还不错，日子也安稳。是什么想法激发他放弃安稳的生活回国冒险。他说：“在吉隆坡我是为自己谋生，但回国来，我是为国家谋生，这两个意义不一样的。”时至今日，这句话依然能启迪我们在一些事情的选择判断上有正确的认知。

　　对以翁家贵为代表的南侨机工的专题报道，仅仅是厦门晚报历年来爱国主义题材报道之一，我们通过深入采访、严谨考证、详尽记述，向世人证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重走滇缅公路，挖掘那段往事，这就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厦门晚报媒体力量在历史长河的一种投射。